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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坟”因何得名
汉元帝建昭二年,即公元前37年,夫余国王子朱蒙南下,到了今辽宁省桓仁县城附近,建立高句丽政权;40年后的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将都城迁徙到今集安市区附近;北魏始光元年(427年),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迁都至今朝鲜平壤;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高句丽政权被唐朝与新罗联军所灭。高句丽政权存国705年,时代跨越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全盛时期疆域跨今中、朝、韩三国,在东北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高句丽政权以集安为都425年,即使在迁都平壤以后,集安仍为高句丽的重要都会,留下了数以万计的高句丽遗存,其中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就是国内学界推测为长寿王陵墓的集安“将军坟”。
清末东北封禁解除,清廷开始在东北设治管理边民。清光绪三年(1877年),桓仁县设治,辖地包括今吉林省集安市。同年,桓仁书启关月山发现好太王碑,沉寂于历史长河1200余年的高句丽文明重现于世。
大约在此前后,垦荒边民发现好太王碑东北方向的龙山南麓,有一座形制规整、通体石构、貌似阶梯状方坛的大墓,当时误以为是金代某位将军的墓葬,故称其为“将军坟”。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学者曾对“将军坟”做过考古调查、测绘和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吉林省的文物部门对“将军坟”进行了研究和保护。1961年,“将军坟”所在的集安洞沟古墓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后期,文管部门对包括太王陵、“将军坟”在内的多座高句丽王陵和壁画墓进行了保护和维修。2004年7月,“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共包含43处遗址,其中集安有42处,包括“将军坟”。
关于墓主身份的争议
由于高句丽墓葬中几乎不见文字信息,最初对“将军坟”的墓主身份,学界多有不同意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于集安高句丽墓葬考古工作的积累,学术认识日渐全面和深入。学界达成共识,认为“将军坟”是高句丽积石墓王陵发展的最晚形态。不过,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对“将军坟”的墓主身份仍存在不同意见。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太王陵为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王陵墓,进而推测“将军坟”是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陵墓。但是,仍有部分学者认为“将军坟”是高句丽第十九代王广开土王陵墓。造成上述学术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好太王碑与太王陵和将军坟的对应关系,以及高句丽有无寿陵制和归葬习俗的不同认识。在这一分歧目前尚无充分实证加以解决的情况下,仍以发现之初约定俗成的“将军坟”称之似乎更为合适。
高句丽积石墓的巅峰之作
“将军坟”为方坛阶梯石室墓,由基础、阶坛、墓室三部分组成。墓葬整体呈截尖方锥形,外形酷似埃及金字塔,“东方金字塔”由此得名。“将军坟”的墓葬体量明显小于埃及法老陵墓,但在工艺水平、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上却毫不逊色。
“将军坟”的外表面以1100多块精琢的花岗岩石条垒砌成7级阶坛,其中,第一级阶坛砌石4层,余皆砌石3层。阶坛内部以大小不等的河卵石有序填充。墓葬底部近正方,边长约31米,墓高13米有余。地面以下,挖槽构筑花岗岩基坛,并垒垫河卵石构筑成大于墓体的基础。墓葬基坛外缘,以及下层阶坛石外缘,均雕琢出用于防止上层砌石位移的凸棱。为稳固阶坛,墓葬一级阶坛外,每面等距倚护3块巨大的护坟石,每块重达十余吨。墓室建于第3级阶坛之上,墓道开口于南面第5级阶坛中央。墓室近正方形,长宽约为5.5米,举高5.1米,四壁以大石条垒砌,墓顶用一整块巨石封盖。以体量估算,盖顶巨石重量超过50吨,是墓葬体量最大的一块石材。墓内保留棺床两座。墓室盖顶石之上保存有黄土掺杂白灰的防渗结构。墓顶边长13米左右,顶层阶坛砌石外缘发现有间距不一的圆孔,孔径仅10厘米,深15厘米,墓下曾发现铁链、瓦和瓦当,墓顶可能原有建筑。
“将军坟”未见墙或壕环围的陵园,但墓周四面发现有宽约30米,河卵石铺就的墓域,东南侧还发现石筑的地下排水设施,墓北现存2座陪葬墓和1座东西长约50米的石构祭台(有观点认为也是陪葬墓)。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将军坟西南约200米处,发掘出带有围墙的院落遗迹,虽经严重破坏,仍存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30余米的部分,院落内发现的瓦当年代与“将军坟”接近,可能与将军坟的陵寝建筑有关。
“将军坟”是高句丽积石墓建筑技艺发展的顶峰。与同为高句丽王陵,但年代略早的太王陵相比,“将军坟”的体量仅为其四分之一,但无论建筑技艺、加工精度,抑或墓葬形制,均有巨大的改进和提升。“将军坟”阶坛外无封石,更为严整规范,而且全部阶坛石大小规格更为接近,除底层阶坛外,其余各级阶坛规格亦相近。阶坛石外露部分均经通体细致加工,能够保证各层错缝平砌,建筑规整。“将军坟”的每块下层阶坛石顶面均有防止上层砌石位移的凸棱,使阶坛石紧密结合,形成一个整体。墓内部分虽不能尽观其详,但从阶坛之间局部暴露的墓内填石和地下基础来看,规整的阶坛砌石之内,填充的河卵石形态规整、排列有序,地下基础亦规整如墓内填石。加之“将军坟”明显缩小了墓葬体量,进而大幅减小了墓葬内部积石张力,历经近1600年的沧桑历变,除墓顶少量阶坛石缺失,墓北侧因中部护坟石被破坏,导致墓葬西北角位置阶坛变形之外,整体结构仍稳固如初。“将军坟”的墓室明显加大,构筑更为稳固,且完全内嵌入七级阶坛之内,与太王陵墓室构筑于阶坛之上、突出于墓顶,显然更为协调、美观。有研究认为:将军坟的筑墓石材来自于20余公里之外的集安五女峰。将如此体量的石材开采、加工、运输并修筑成墓,在1600年前实属难能可贵。
华夏文明影响(或文明交流)的实物见证
体现高句丽积石墓建筑技艺最高水平的“将军坟”,设施完善、工艺精湛、修治精美,是高句丽积石墓的典范。但是,如果从高句丽的葬制、葬俗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将军坟”并非高句丽文明固有积石墓传统的简单发展,而是高句丽积石墓与华夏文明封土砖室墓文化因素有机融合的结果。
积石为墓,顶设石圹,圹内置椁,加以火葬,这是高句丽传统的葬制葬俗。积石是为了将尸骨抬离地面,石圹无盖,木椁敛尸都是为了便于火葬。一切结构设施都是围绕火葬而设,表现了高句丽人死后肉身焚灭、灵魂升天的死亡观念。
4世纪之前,虽然高句丽积石墓建筑技艺自身不断发展、进步,墓葬用材趋向规整,墓葬积石逐渐高大,陵寝设施日渐完善,但墓室和葬具仍延续与火葬相配套的石圹和木椁。4世纪初,高句丽占领了以今朝鲜平壤为中心的乐浪故地。这里从汉武帝设郡以来,历经400余年华夏文明的积淀,形成了深厚的汉文化传统。约在5世纪初,好太王时期,高句丽又占据了汉文化根基更为深厚的辽东地区,华夏文明的影响进一步加剧。正是在4~5世纪前后,在乐浪和辽东汉晋文化的影响之下,高句丽人的死亡观念开始发生转变。表现在墓葬形制上,仿照汉人砖室墓,同时结合自身地域、技术特点的高句丽封土石室墓应运而生。这些封土石室墓以较易获取的石材取代造价不菲的青砖,但形制、技艺均模仿汉晋砖室墓。最初高句丽的封土石室墓,藻井结构多意图模仿汉晋砖室墓的穹窿顶;在石室中也不再使用木椁,而改用木棺作为葬具;有些墓内还绘制有与辽东汉魏壁画墓题材、风格相近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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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高句丽原有的积石墓传统也随之动摇和改变,火葬渐渐减少,木椁逐步消失,一些积石墓虽然在外观上仍保持旧有形态,但在墓室结构的处理上却出现了诸如墓道、石箱、盖石等石圹墓未见而石室墓应有的结构设施。在最能体现高句丽积石墓营造技术的高句丽王陵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变化。约从4世纪起,集安发现的王陵级大墓之上,以往常见的,与积石墓相应的火葬迹象消失了。到了5世纪初前后的太王陵,虽保持了积石墓的外形,但却完成了以石室代替石圹、以木棺代替木椁的转变。但太王陵的转变是有所保留的,是不彻底的,墓室之中石椁与木棺并存,墓室仍如石圹,突出于积石顶部。而“将军坟”则更进一步,完成了将石室应用于积石墓的最终过程。不仅墓室结构高大、宽敞、严整,椁作为葬具完全被抛弃,墓室不再突出于阶坛,而如封土墓般沉入阶坛之内。但是,外表的协调并不能掩盖华夏文明影响之下高句丽旧有丧葬习俗的煌煌巨变。“将军坟”看似仍保留了高句丽积石墓的外表,但实质上,积石墓外表之下高句丽传统的火葬习俗和其背后所体现的灵魂升天的死亡观念已经彻底改变,代之以石室外表之下华夏文明的土葬葬俗和其背后逝者肉体安眠的思想观念。晚于“将军坟”的高句丽王陵则完全放弃了本民族旧有的积石墓传统,改用封土石室墓。
虽然王陵如此,但作为高句丽传统葬制的积石墓传统,在中低阶层,在偏远地区,却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将军坟”,在创造和展现了高句丽积石墓建筑技艺最高成就的同时,也谱写和演出了高句丽积石墓王陵的终曲和绝唱。这座外形酷似金字塔的建筑,已成为华夏文明影响之下,高句丽文明进程沧桑巨变的实物见证,这正是“将军坟”的独特魅力所在。
来源:吉林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