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春节作为中国当代影响范围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春节是我国内涵最为深厚、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传统节日,也是我国各民族共享的节日遗产,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和载体。“春节”申遗成功,必将进一步增进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助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024 年2月,新疆乌鲁木齐市大巴扎景区推出的“在大巴扎过大年”民俗非遗文化展演活动 中新社 刘新/摄
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春节习俗
自汉武帝颁布《太初历》确立正月初一为岁首以来,春节走过了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年复一年的新旧更替中,春节早已成为中国人独特的标记点与象征物。正如中国现代民俗学奠基者钟敬文先生所说,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时期里所形成的一种生活的强烈“表情”。春节的相关习俗仪式,不仅是节日内涵的表现形式,也是春节传承发展的首要内容。正是代代相传的迎新、拜贺、祭祖等具体仪式堆叠了“春节”的具象,使其成为具体可感的节日实体;也正是年夜饭、守岁等丰富多样的集体实践活动,才构建了春节美好团聚的氛围。在细微温情的习俗仪式实践中,春节作为文化概念而有了具体的形态。
春节处在年度周期与四季循环的新旧交替时间关口,其节俗丰富、生动,充满人性伦理之美、情感之美、艺术之美与智慧之美。从对传统习俗的继承到春运大潮等时代新现象,节日礼俗承载着人们的美好期许,春节作为传统节日的内聚力由此产生。具体而言,一方面古老习俗的传承标志着各民族对共有历史及情感的确证,另一方面延续着文化血脉的传统习俗也因时代需求而创新发展。由此,具有生命力的节俗与仪式实践共同成为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各族群众在欢度春节的过程中感受到共同的归属感。
春节俗称过大年,人们为了过一个“好年”会用心做好前期各种准备,并在腊月正式进入“忙年”阶段。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是春节的前奏曲,其前身腊日在上古时期是最重要的年终祭祀日。《礼记·郊特牲》记载:“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无论是庄严的祭祀还是纵情的狂欢,本意都在于对旧岁神佑的报偿以及对来年丰收的祈求。后世的腊日,继承了这新故交接的人文意义。传承至今的腊八粥与腊八蒜作为节令食品广泛流传,眼下仍作为时间标识来提醒着人们春节将临。腊八过后就是小年,如果说腊八是大年的开场锣鼓,那么小年就是大年的序幕,小年在北方为腊月二十三、南方为腊月二十四。
▲关于“年”的字义解读和字体展示
“大年三十”除夕夜在春节年俗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年夜饭是家人的团圆聚餐,菜肴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如在南方地区有两样菜不可少,一是头尾完整的鱼,象征年年有余;二是丸子,象征团团圆圆。年夜饭后,人们以通宵不寐的形式守候新年的到来,称为“守岁”,这一辞旧迎新的过程是春节最重要的仪式环节。守岁的习俗在中国有近2000年历史。早在晋朝,周处《风土记》记载蜀地年俗时提到,年末各家相互馈送年节礼物,称为“馈岁”;相互宴请,称为“别岁”;除夕通宵不眠,称为“守岁”。这是关于守岁习俗的最早记载,但这时守岁似乎还是地方性年俗。隋唐以后,守岁成为全国各地的共同年俗。如今,守岁习俗仍旧普遍,但人们大多不再守至天明,而将零点视为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守岁作为旧岁的辞别与对新年的守望,从古至今一直是辞旧迎新的重要象征。
古时,民间计时以鸡鸣为候,《风俗通义》记:“鸡者,东方之牲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鸡鸣将旦,人们以鸡鸣为新一天的开始,正月初一的鸡鸣尤有意义,它召唤着新年的到来。
年岁伊始,着新衣、戴花胜、饮春酒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迎新习俗。以鲜洁的服饰迎年是汉代就有的习俗,六朝时的元日“悉正衣冠”正是此意。唐代小儿新年要穿上艳丽的新衣,刘禹锡《元日感怀》载:“燎火委虚烬,儿童炫彩衣。”明代北京人新年要戴“闹嚷嚷”,人们用乌金纸做飞蛾、蝴蝶、蚂蚱之形状,大如掌、小如钱,呼曰“闹嚷嚷”,是古代戴胜习俗的沿袭。在通过旧年阈限之后,人们进入新的生命旅程,一切事物都获得新的开始。对“新”的执着与实践体现着时间更新意识,也寄托着人们对希望与新生的美好祈愿。
春节通过仪式展示了辞旧迎新的过程,严肃地送与欢快地迎是一个前后衔接、相互依赖的过程。拜年庆贺是普遍的新年仪式,人们过了旧年,进入新年,以相互礼拜的方式庆贺新生。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各种社会关系间的走动与拜访频繁交织,人际交往关系的建立与巩固在春节期间达到高潮。作为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春节维系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情感纽带,促进了家庭和睦、邻里社区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主体不仅是政府,还有社会各界,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深深根植于民间社会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直接的传承者。而与具体的技术、口头文学等非遗不同,春节作为中国最大的传统节日,其传承的主体是每一位过年的中华儿女。可以说,春节非遗的传承者遍布全球,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共同的节日实践不仅是中华儿女的情感归宿,也激发着人们传承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
实际上,各地的春节习俗根据当地风土气候、民风民情而各有特色,也受实际条件所限而各有取舍。但无论在哪里,中华儿女春节的情感核心总是集中在团圆与祭祖两方面。中华文化自古强调家庭观念和乡土意识,所以回家团圆、共度佳节是春节文化的核心。在对家庭和祖先的情感体验中,在文化相通的强大精神作用和感召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无形中得到增强。
从中华民族对时间和生命的理解来看,春节的团圆本质上是家族集体通过特定节期的礼俗仪式的过程。在传统社会,岁末年初的时间过渡与转折阶段,是人们时间意识里一个旧去新生的特殊阶段,想平安度过就要采取特别方式。家族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最可依靠的共同体,依靠家族力量应对过渡时间带来的不确定性是首选方式。关门团年期间,家庭老幼互相关爱,晚辈“称觞上寿”为长辈祈福,长辈给晚辈压岁钱送去祝福。与此同时,团聚使家庭伦理情感获得升华,在过渡仪式中生成的内聚精神对维系家族的延续具有强大力量。
如今的春运大潮是城乡之间几十亿人次的人口大移动,成为当代中国春节民俗的一大景观。这种共同的坚持,正是源于中华民族重视家庭传统和春节长期以来体现的情感聚合功能。在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我们特别需要春节这一特定风俗,以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春节另一核心观念是祖先与家人同在,祖先祭祀是春节家祭中最重要的一环。祖先信仰源于上古时期,在距今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有一尊女神像,体现了上古祖先信仰崇拜女性。在母系社会中,先民的祖先信仰大抵始于女性,女娲造人的神话便是此观念的生动写照。
《礼记》中对先秦时期的祖先祭祀活动屡有记载,如“大饮烝”就是当时岁末的宗庙祖先祭祀大礼。到秦汉时期,蜡祭由原先祭祀百神演变为祭祀祖先,如《风俗通义》载:“腊者,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祭祀祖先、礼敬尊长是汉代正日礼仪的主要内容,在正日前三天,家长与执事都要斋戒。正日是祭祀日,在家长、执事敬酒请神之后,全家无论大小,按尊卑等次列坐于先祖牌位之前,家人怀着喜悦的心情依次向家长敬酒致贺。六朝后,元旦例行家庭祖先祭祀,“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唐宋时期,新年重视家人朋友君臣上下的拜贺,但祭祀祖先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如唐代官员设有家庙,元日、冬至是两个重要的祭祀时间。
明清以后,由于宗法观念的复兴,祭拜祖先重新成为新年仪式的重要环节,祖先祭祀仍旧是团结家族成员的重要方式。明朝帝都百姓在晨起拜天地神灵之后,就是拜祖先,如《宛署杂记》载:“各家祖先,俱用三牲熟食,货草纸细剪者为阡张,供其前。俟三日后焚而彻之。”据顾禄《清嘉录》记述,清代苏州元旦时“比户悬挂祖先画像,具香蜡茶果粉丸糍糕,肃衣冠,率妻孥以次拜。或三日、五日、十日、上元夜始祭收者。”民国时期,各地仍保持春节祭祖的习惯。当代,尽管很多地区祭祖的仪式已简化,但敬重祖先的观念始终留存于人们心中。
在对春节共同的情感认可下,人们于无声的默契中感受着彼此的心灵相通,在团圆和追忆的实践中得到力量,从而获得对春节的具象感受。加入这场团圆之旅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的传承与实践,在数亿传承主体的共同参与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年复一年中得以牢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2000多年的节日实践中,春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练表达与具体呈现,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聚合,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占据神圣地位。
春节作为年岁之始,与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息息相关。实际上,中国传统节日体系的建立与自然节律高度吻合,与中国思想文化系统的形成基础一致。自然宇宙观是古人理解世界并制定生活节奏的基本来源,因此中国传统节日大都是岁时节日。所谓岁时节日,就是与天时、物候的周期性转换相适应,有固定的节期和特定民俗活动的时日,它们体现着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
春节正值春季之始,通常与立春节气相近,正是天气回暖、四季循环之始。对于以农业立国的民族来说,这一时节象征着新一轮劳作的开始,充满了万象更新的美好希望,人们以贴春联、饮春酒、吃春卷、看春台戏等活动迎接新的起始。其实,春节与立春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在双重意义上的辞旧迎新。在传统的农事时间系统中,春节成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具有广泛认可度的一套“过渡礼仪”。在物候与人事的叠加下,春节成为人与自然共同经历的“通过仪式”。在年节中,人与万物一道经历时间的新旧更替过程,春节体现着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观念,也反映出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
从历史发展来看,春节的产生还与古代历年概念的形成有直接关系。春节文化根源于上古先民对时间的感知与意识,重视与时间相关的天文、物候及人事活动。早在夏商周三代以前,人们就已掌握了关于年的时间周期概念。《尔雅·释天》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结合考古研究成果可知,唐虞时代大致对应新石器时代晚期,那时可能以“载”称年,载是“运载”之意,表示时间的运行与变化。夏代以“岁”称年,岁与收获、祭祀及天文星象有关。“岁”本为斧类砍削工具,也用来收获庄稼。当时庄稼一年一熟,庄稼收获后人们要杀牲祭神,“岁”成为祭祀的代称。这种一年一度的丰收祭祀庆祝活动,将自然时间分成了不同的时间段落,岁收之“岁”与岁祭之“岁”成为特定的年度时间标记。商代以“祀”称年,强调祭祀周期,这与商代的文化特性相关。周代则继承夏代以农作物丰收为年度时间周期的计时传统,正式将年度周期称为年。
西汉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史记·天官书》载:“正月旦,王者岁首。”此后历法虽不断修正,但正月岁首的时间刻度始终保持,年节由此固定下来。秦汉以后的春节,逐渐脱离早期原始祭祀的影响,岁时节日与社会生活的协调共生逐渐作为节日的核心内涵,君臣社交和家族团聚成为春节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
至隋唐,春节称为元日、岁日、元正。卢照邻《元日述怀》曰:“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自唐代开始,春节被定为政府法定假日,唐玄宗开元年间《假宁令》规定,元日、冬至各给假七日。每逢元日,朝廷照例举行早朝大典,庆贺新年;民间阖家团聚,设宴欢庆。此后历朝,正旦朝会仪式始终是皇家的重要典礼,是国家时间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欢庆仪式则更为热闹,人们拜年贺节,往返于茶坊酒肆之间,来往互动延续数天,直至正月十三日。如清人富察敦崇著《燕京岁时记》载:“朝贺已毕,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纷驰,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诚太平之景象也。”
▲2024年2月,广西南宁之夜景区推出的迎新春非遗表演 中新社 陈冠言/摄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须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年”是农业社会的时间标志,体现着农人的生活节律,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春节承载着丰厚的自然伦理观念和历史文化传统,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并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节日,是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创造物和传承物。它是由于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完善和变更的。”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大改变,传统节日礼仪也随之进行自我调适与更新。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春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也是各族群众的情感所系和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集中体现,必将为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发挥独特而重大的作用。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课题:“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研究”(24VWB004)的阶段成果。作者萧放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叶玮琪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