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醮祈祷,古即有之。早在东汉以前,就有“斋戒”、“醮”、“坛”等的说法,这在《礼记》、《易经》、《高唐赋》、《史记》等书文中均有记载,说明道教斋醮科仪源于中国古代的祈祷仪式。
东汉时期,道教诞生之前,汉明帝永平八年(65),朝廷曾下诏给楚王英,命其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道教诞生后,汉桓帝又亲祠老子于濯龙,文厨为坛,饰淳金釦器,设华盖之座,用郊天乐(见《后汉书》)。可见此时的斋醮祈祷不仅有了坛和供器,而且有了音乐——郊天乐。
东汉时,太平道已有向天祈祷和称谢等仪式;五斗米道亦有“涂炭斋”、“指(或作旨)教斋”等斋仪,祈祷者“黄土涂面,反缚悬头”,仪式简单。
另外,五斗米道还有为病人请祈的“三官手书”,具体做法是:“书病人姓字,锐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山,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见《三国志·张鲁传》)此种科仪虽然十分简朴,但已具备了斋醮科仪中表章的雏形。
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张道陵创教之初,因传授《天宫章本》中的某些斋祠醮法,使弟子“各成道法”,于是,其事大行”。《天宫章本》可谓最早的科:醮书。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是道教科仪的开创阶段,所以科仪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十分简单,但不可否认的是,斋醮科仪产生了。
东晋、南北朝时,斋醮科仪经上清派、灵宝派道士推演,逐渐形成整套的仪范和程式。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魏夫人的弟子杨羲、许谧在茅山创建“上清法坛”,用“九老仙都君”印。东晋安帝隆安年间(397—401),葛洪族孙葛巢甫撰著《灵宝经》30余卷,至南朝陆修静再加增修,大行于世,在閤皂山建立“灵宝玄坛”,用“元始宗坛”印和“元始万神”铜印。
北魏时期,道士寇谦之率先改革北方天师道,提倡礼度,改诵经“直诵”为“音诵”,从此斋醮诵经有了音乐的内容。寇谦之著《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和《箓图·真经》,使科仪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继寇谦之后,南朝刘宋灵宝派道士陆修静亦改革南方天师道,他在撰写三洞经典的基础上,修整了斋醮科仪。他曾撰著斋醮科仪百余卷,有关灵宝六斋、九斋、十二斋等不同斋仪及《升玄步虚章》等斋醮乐章多种。
经寇谦之和陆修静整编修订以后,斋醮科仪逐渐定型并走向完善。到隋朝时,基本上停滞不前,但仍受重视。
斋醮科仪历经唐、宋、元各代,随着道教的发展而盛行。
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及二十九年(741),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二所,每年依道法斋醮。此间他还“于道场内亲教道士步虚声韵”,并诏道士司马承祯、李含光等作《玄真道曲》、《大罗天曲》等。
唐武宗即位(841),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人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箓。
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是道教斋醮科仪的集大成看,他搜集、整理、编纂、删定了南北朝以来的各种科仪。在此基础上又新修了《太上正一阅篆仪》、《洞神三皇七十二君斋方忏仪》、《道门科范大全集》等科醮书多种,影响十分深远。
北宋太宗、真宗、神宗、哲宗、徽宗各朝,宫中设醮,史不绝书:
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令太常礼院详定天庆道场醮仪,颁诸州。
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颁金篆灵宝道场仪范于天下,令道士依法奉行。
金元之际,京中宫观、大邑名山(如龙虎山、闷皂山、茅山等)均有设醮者。不仅正一派道士,而且全真派丘处机、王处一,太一道萧志冲、萧居寿等,亦皆先后承金、元皇帝之旨而主醮事,斋醮遂为各派所习。
明代以后,道教转衰,但斋醮科仪仍流传于民间。此阶段出租了许多民间宗教,流传十分广泛,许多斋醮科仪被民间宗教所吸收。同时有许多大型的斋醮科仪因无力承办而失传,小型的斋醮科仪因进一步简化而更适合一般群众的需要;故一直流传至今。
清代龙虎山上清官提点娄近垣,整编斋醮科仪12卷,辑集成《黄箓科仪》,成为近现代科仪的典范。